Outdoor人物 | “暴君”李宗利
撰文 | 宋明蔚 “这是中国登顶死亡率最高的雪山之一，贡嘎主峰。
在下撤途中，他雪盲了。耳边呼啸而过的是狂风，嘴里灌满了雪粒，而眼中十米之内只有白色。体能极度消耗，心率升高，呼吸急促，双腿发软，每走三步就要休息十分钟。
”
海拔6800米，他们迷路了。天已黑，如果他和搭档童海军没能找到下方一百米处的三号营地，那么他们会因体能消耗过度而失温、脱水，最终在狂风暴雪中相继耗死在贡嘎山上。
近百年来，蜀山之王“贡嘎”的登山史就是一部悲壮的山难史。如果你被他短暂的温柔所蒙骗，那么你一定会感受到他随之而来的暴躁。这座海拔7556米的杀人山峰一如既往地冷酷，你登顶或是遇难，都与他毫不相关。他决不会同情这对登山者的遭遇，也不会对他们格外恩典。 这并不是李宗利第一次与死神近距离接触，但是这一次他无法再用双眼看清死神。在一片白色混沌中，李宗利必须做出一个决定，他所能依仗的一切只有搭档童海军和他自己的直觉。这个决定无关一个人的荣耀，只关两个人的生与死。
与贡嘎直线距离240公里开外，巴适的成都宛如温室。 此刻要从外观分辨出他是登山者，很难。他正坐在办公室的茶桌前，小口地啜着小茶盅里的茉莉。他又重新梳回了发髻小辫儿，穿着花纹衬衫，衬衫最上面的三个纽扣耷拉着，暴露出他三分之一的胸膛。一串挂在脖子上的佛珠垂到腰间。他脚踏一双黑色布鞋，漫不经心地抖着腿。 看外表，他可能是一位浪荡公子，也可能是一位巴蜀袍哥。 当然，要仔细分辨出他登山者的身份，也没有那么难。右侧鼻翼上结了一层炭黑色硬壳。这是高海拔重度晒伤的痕迹。眼角以下，双颧骨以上，有两条深深浅浅的棕迹。这是高山镜和羽绒服高领之间的缝隙，在长时间日照过程中，紫外线无孔不入。 他记忆不好，我刚介绍完我的名字，七分钟后，他又问我一遍“您贵姓”。他口齿不清，一句话结结巴巴想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。他逻辑混乱，错将四川第二高峰的中山峰，说成世界第二高峰，竟不自知。 他把面前茶盅里的茶一饮而尽，说刚下山这两天，脑袋还有些懵。没关系，李宗利，都是登山者，我懂的。 我不懂的是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攀登贡嘎？你都经历过什么？你的归属在哪里？ 你，到底是谁？
01登山“暴君”
李宗利从不掩藏自己的过去。他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是，没有耳廓。 李宗利生于重庆，长于四川，算是一个地道的四川人。十三岁时，他在邻居大哥的影响下，开始接触了职业摔跤。 李宗利从事的是竞技体育，九十年代初，就加入了四川省队，接受职业运动员的正规训练。一练就是十二年，等李宗利从职业运动员退役时，已经多次拿到了四川省摔跤冠军。全国比赛季军，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的最好成绩。 26岁的李宗利和所有的职业摔跤运动员一样，炼成了一对摔跤耳——长时间的重度挤压导致软骨增生，耳朵的轮廓消失，看起来就像长了块不规则的肉垫。 身体之外，他的性情也变得暴烈。竞技场上，他必须要养成好勇斗狠的性格，才能拼尽一切打倒对手。加上省体校的氛围熏陶，他成为了一个“暴君”。 “刚从职业运动员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是那种我要干死你的心态，”李宗利现在的搭档童海军（小海）说。那个时候，李宗利和自己的老朋友们聚会，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喝酒，在旁人看来就像是在吵架。 有一次，李宗利在市场跟人发生口角，被打了一拳，他指着对方说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件事没完。几天后，李宗利一个人找了过去，打到衣服被撕破，把对方四五个人都“撂倒了”。 小海不太了解这件事的真实细节，不过当他第一次见到李宗利时，确实跟自己想象中的“李宗利老师”完全不一样。站在他眼前的，不是一个年长他十六岁、看起来德高望重的长辈，而是一个剃着劳改头的年轻小伙子。又狠又横。 “看着就像刚从监狱出来的。”小海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，仍然觉得好笑。两个人见过面，当天一起吃饭，吃到一半，李宗利嫌天热，衣服一脱，裸着上身继续吃。小海心想，这哪里是什么“老师”啊？ 嚣张。这是妻子代颖对李宗利的第一印象。 李宗利与妻子代颖第一次约会的地点，是在成都的一家火锅店。李宗利刚从青海登山回来，高原的痕迹还没有褪去，整个人晒得黝黑。 “我认识他时，他才29岁，但我却觉得他可能快40岁了。现在十年过去了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没有变。”代颖说，语气中有些无奈。 代颖从李宗利的学弟学妹们听那里说过他。“有个性”是最委婉的说法，“张狂”、“暴烈”是最常用的形容词。第一次约会，她就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在聊天中，李宗利的惯用表达方式听起来就让人十分不爽：怎么样！你不知道吧！我来告诉你！ “他很简单，所以嚣张。”代颖说。和所有登山家庭不一样，李宗利的妻子一开始对登山并没有反感，而是觉得新奇有趣，“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他的。” 李宗利接触登山——按他自己的说法——纯粹是缘分。2006年9月，中国登山协会创办的中国登山高级人才培训班（以下简称CMDI）开班。第一届CMDI是全日制课程，两年全脱产培训。 这个有着“中国登山界的黄埔军校”之称的培训班，按照国际高山向导课程定制，旨在培养中国本土的高山向导，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启蒙了无数年轻人走上自由攀登之路。
首届CMDI合影，左二是李宗利
但在一开始，刚刚从职业运动员退役的李宗利，并不知道什么是“阿式攀登”，就连“登山”是什么他都没有任何概念。对李宗利来说，两年的全脱产培训，只意味着他能从高度紧张的竞技运动员生涯中解脱，能去法国玩一圈，并且还有工资发。为什么不去？ 培训班选择的第一座山峰是玉珠峰北坡。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雪山的学员们来说，这更像是一种攀登初体验。学员们在高原训练时，因为缺乏经验选错了防晒霜，在紫外线的照射下，全部人的嘴都晒烂了，脸晒得爆开。
虽然李宗利拥有十二年的职业运动员训练经验，但户外经验接近于零。攀岩水平只有5.8——仅比入门新手强一点点。在众多缺乏户外经验的首届学员们中，他仍然是最差的之一。 CMDI的课程体系中设置了攀岩、登山、滑雪、攀冰、救援。李宗利坦言，自己的弱项就是攀岩、登山、攀冰、救援。 “我一开始完全就是不行的，培训班差一点儿就不要我了，”李宗利说。CMDI有一个淘汰制度，会淘汰最差的学员，一开始就已经有一名学员被淘汰回家。此时李宗利并没有很强的欲望去登山，他只是不想被淘汰回家。对他来说，被淘汰是一种耻辱。 他只能加倍地训练。“还能怎么努力？人家练十次，你练二十次！人家白天练，你晚上也练！” 在北京怀柔的基础训练，在青海和东北的滑雪，在阳朔的攀岩，在四川和西藏的登山…….两年的培训课程结束了，李宗利顺利毕业。他体验到了攀登的乐趣。 虽然都说登山是高风险的运动，但是他不想放弃登山。2008年，首届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各地登山协会。李宗利被分到了四川登协，做起了高山培训，这样他还可以继续登山。 每名攀登者都清醒地理解登山这项运动的风险。只是李宗利没想到的是，在培训刚刚结束后的第一年，他就窥见了死亡。 02都是白骨
李宗利和代颖在成都约会后的第六天，汶川大地震。两个人失去了联系。和代颖再次取得联系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。 代颖很犹豫。她对登山者李宗利很感兴趣，暴君李宗利很纯粹简单。但家在新疆的她，本打算回新疆生活。她也必须考虑一些更现实的异地因素。 汶川地震后，李宗利和代颖联系得更频繁了。当时李宗利还在CMDI培训，却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，表现出对代颖的关心。李宗利的哥哥对代颖说，干这个行业的人，其他的不敢说，责任心非常强。代颖还是和李宗利在一起了。 代颖说，运动员出身的李宗利，计划性非常强。这种“计划性”渗透进了李宗利生活中的各个方面。 相处不久后的一天，李宗利对代颖说，我计划我们明年5月就结婚。代颖有些哭笑不得，这种事情也能计划？你也不跟我商量下，我就被你“计划结婚”了？ 李宗利计划着，代颖也很洒脱。两个人没有拍结婚照，没有钻戒，就按照李宗利的规划准备结婚。此刻，死亡却悄悄来临。 2009年6月3日，一边川登协工作，一边计划结婚的李宗利接到领导的电话，山里出事了，明天进山。 三名美国登山者，在贡嘎山域失踪。其中两名都是美国阿式攀登界的翘楚，Micah Dash和Johnny Copp，这对搭档曾在克什米尔地区、法国阿尔卑斯地区开创过一些高难度线路。 两名阿式攀登高手和摄影师Johnson Wade，原计划攀登贡嘎山域的高难度路线，爱德嘉峰东南壁。登山队最迟5月28日出山，但是直到6月2日，他们也没有按时出山，并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络。 6月4日，李宗利受到登协的委派，和同事一起进山搜寻几名登山者的下落。两天后，早上9点13分，李宗利终于在爱德嘉峰海拔4000米处，发现了大面积雪崩堆积，简单刨了几下积雪，一名登山者的遗体暴露在他面前。 “我头皮一阵发麻。”李宗利回忆道。登山培训两年多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攀登技术，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但这是他第一次距离死神如此之近。他害怕了。李宗利和同事照了几张照片，遂立即下撤。 爱德嘉峰事件让李宗利开始重新思考，也许我们没有高手和低手的区别，再厉害的攀登者，也是肉身白骨。“顶级登山高手又怎么样，也是一样会死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” 爱德嘉峰回来之后，李宗利和代颖马上登记结婚。 爱德嘉峰让李宗利感到害怕，家庭让李宗利感到温暖，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继续攀登。2009年11月，孙斌和李宗利尝试攀登四姑娘山幺妹峰。
在中国的攀登界，海拔6250米的四姑娘山幺妹峰，就是技术性攀登的殿堂级山峰。已经61年无华人登顶的贡嘎雪山被称为“蜀山之王”，幺妹峰却被喻为“蜀山之后”。 虽然彼时站在幺妹峰山顶的中国攀登者，还不到十个人，但他们无一例外均因此一战成名。有的仍然活跃在国内登山一线，有的已经成为了一堆白骨。但跃跃欲试的登山者仍然前赴后继。 国内一流登山者孙斌，在和首届CMDI学员罗彪、古杰分别搭档并尝试攀登失败后，选择了另一名CMDI学员李宗利做搭档。 李宗利知道自己的经验不如孙斌，完全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尝试攀登的。在这次攀登中，孙斌在技术上占了主导地位。但两个人的第一次尝试还是失败了，他们到达了海拔6100米的高度，距离顶峰只有150米。 2011年11月，李宗利和孙斌再次尝试攀登幺妹峰。这已经是孙斌第四次尝试攀登幺妹峰了。在纪录片《重返巅峰》中，孙斌说，如果登顶不了幺妹，他心里就迈不过去这个槛。李宗利也觉得，如果他登顶不了，也会反复地去尝试。 “我不会考虑你同不同意，我一定会去做，我愿意去承担后果。”李宗利语气坚定地说，“但是这种后果的背后，受伤的还是最爱你的人。” 这次，李宗利和孙斌再度出发时，在家里等他归来的不只有妻子代颖，还有刚刚出生，只有两个月大的小女儿。 03生死博格达
李宗利第一次认识柳志雄（小柳）是在成都的生存者岩馆。 一年前，李宗利和孙斌开辟了“解放之路”线路，从幺妹峰的南壁，转西南山脊的路线登顶了幺妹峰。李宗利一战成名。 每当李宗利来到岩馆攀岩，在岩馆做攀岩教练的小柳，总会凑上近前，跟李宗利请教登山方面的各种问题。“每次到岩馆训练，都有一个长发小伙不厌其烦的问我关于登山的各种事情，”李宗利回忆道。 小柳始终称他为“李宗利老师”。即使几年后两个人成为了师徒，攀登中的搭档，无论是当面，还会在小柳自己的日记中，他也尊称李宗利为“老师”。 2012年，李宗利觉得自己不再适合登协体制内的系统。一年前幺妹峰成功登顶后，李宗利名声大噪，他对自己的攀登技术也更加自信。李宗利从川登协出来，创办了“自由之巅”商业登山公司。 此时，在中国各地，已经成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登山商业服务公司。山地资源丰富的四川尤甚。但李宗利觉得“自由之巅”和其他的登山公司都不一样，一开始，他要坚持做“阿式攀登”的商业服务。 阿式，即阿尔卑斯式攀登，有别于传统的喜马拉雅式攀登，其核心精神是以小团队轻装、快速、高效地攀登山峰，而喜马拉雅式攀登则是在长达数十天中，大队人马围攻一座山头，更常见于喜马拉雅的8000米山峰。李宗利和孙斌的幺妹峰攀登，就是一次经典的阿式攀登。 早在CMDI培训时，李宗利在新疆博格达峰就体验到了阿式攀登的乐趣，从此他的攀登方式，只有阿式。 2013年7月，从川登协系统出走的李宗利更加自由，他成为了凯乐石赞助运动员，重新回到了博格达峰——阿式攀登理念在他心中起源的地方。这次他们想要尝试海拔5213米博格达三峰，海拔不高，但是技术难度很大。搭档是当年CMDI的教练康华，以及培训班的同窗好友迪力夏提。 7月31日零点，康华、迪力夏提、李宗利三人从大本营出发开始攀登。前6个小时，三人以移动保护的方式高效行进，攀登了900米高差的冰壁。中午过后，天气转恶劣，博格达三峰刮起了猛烈的高空风。 晚上七点，连续攀登19个小时后，三个人体能消耗巨大。他们决定暂时下撤到海拔4900米的营地，第二天再伺机冲顶。两个小时后，在海拔5000米附近的横切处，李宗利首先下降，迪力夏提紧跟在后，最后是康华。 还有一个小时天黑，风很大，李宗利觉得很疲惫。他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队首登博格达三峰留下的绳子。恶劣环境中，李宗利既是偷懒，又是侥幸心理，他使用了那条三十年前的绳子把自己固定在岩石上。迪力夏提也已经在他上方一米处固定好了绳索。 就在这时，李宗利突然觉得固定绳索不再紧绷，身体一阵飘忽，失去了重心。他远远地听见迪力夏提喊了一生“宗利滑坠了！”但是这声音很快消失在风中。接着，他的脑袋受到撞击，李宗利本能地蜷起身子，“就像一个刺猬一样往下滚”…… 几次登山后，妻子代颖摸清了李宗利的习惯。只要他电话不开机，就知道他没信号。但是这次“没信号”的时间格外漫长，她只好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够接听。 直到代颖的哥哥告诉她，李宗利出事了。 等到代颖在乌鲁木齐的医院见到李宗利的时候，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李宗利也已经开始恢复。家里人一开始特意瞒着代颖，直到李宗利伤势好转，才敢告诉她。 代颖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李宗利当时滑坠了600多米，被救援队发现时，已经右肺部受挫，右膝盖韧带拉伤，双脚麻木，左臂严重擦伤…… 在丈夫身边耳濡目染多年，代颖也知道，在高海拔雪山上滑坠600米意味着什么。
博格达生死救援
“不要说九死一生了，十个人滑坠十个人都不见了。”代颖感叹道，“老天可能就让他吃这碗饭吧，他真的挺适合做这个的。” 和代颖的开明相比，李宗利的母亲从一开始，就对登山持反对态度。家里人了解李宗利的性格，从来不会明说不支持，但是母亲把担心和挂念常挂在嘴边。 李宗利从医院痊愈出来的时候，自由之巅的登山教练成员除了老友迪力夏提，又多了小柳。 小柳的运动攀岩水平能达到5.13——在业余选手里面，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高手了，拿到过四川省攀岩锦标赛的冠军。他的攀冰能力也达到了惊人的WI6级别，这个水平放在中国任何一撮攀冰爱好者中，都属于“大神”级别。 然而，小柳的早期高海拔攀登经验，几乎全部师承自李宗利。2012年，小柳在四姑娘山双桥沟尝试过玄武峰西壁、五色山、牛心山东壁等几座高难度技术路线后，终于在2013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代表作，阿式登顶了双桥沟的日月宝镜峰。路线命名为Training Day（训练日）。 李宗利在各种演讲场合中都说过，他的人生中没有后悔。但直到现在，李宗利偶尔提起小柳时，还会有些愧疚。如果再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他的眼眶还会有些湿润。 小海认为，小柳的进步太快，李宗利总觉得当时要是“拉住一点”，或许之后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 04小柳啊...
2013年的博格达三峰事故之后，李宗利锋利的棱角几乎被磨平了。 代颖觉得，李宗利性格中“自我”的一面慢慢瓦解，变得更包容。第一次约会时“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”的惯用表达方式不见了。 创业以后，李宗利既要积累自己的攀登经验，也要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兼顾很多。他必须要放下身段，收敛脾气，藏起那份嚣张。平衡，成为了他最常谈到的一个词。 小海的比喻是，李宗利以前好像是一把尖刀，现在是一把钝刀。 钝刀，也是刀。李宗利的暴烈脾气也有收不住的时候，有一次还骂哭过一名女员工。能对上李宗利的脾气，很不容易。 但小柳或许是个例外。
从左到右，柳志雄，李宗利，迪力夏提
小柳既是李宗利公司的员工，也是攀登时的搭档和学生，以及生活中的好友。在完成了日月宝镜之后，小柳从此一边作为“自由之巅”的登山教练，跟随李宗利带班攀登，一边向技术性更高的路线发起冲击，马不停蹄。 小柳的进步太快了。 日月宝镜之后，2014年小柳又接连完成了双桥沟猎人峰、阿妣山的阿式攀登。他把这依次递进的登山三部曲分别命名为：训练日（training day）、学习日（study day）和结业考试（Graduation exam）。在丰富攀登经验的同时，小柳的攀登思想也逐渐成熟。 2014年末，小柳决定，是时候挑战中国阿式攀登中的殿堂级山峰，幺妹峰了。 李宗利觉得小柳的技术攀登幺妹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高海拔适应能力还不够。在小柳的攀登经验中，海拔6070米的田海子峰是唯一一座海拔6000以上的山峰，但是他只攀登到了5800米的地方。 就在小柳把目标对准“蜀山之后”幺妹峰的同时，曾借此一战成名的李宗利，把目标看得更长远——很多中国的攀登高手们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一座巨峰——“蜀山之王”贡嘎主峰。 李宗利去过很多次贡嘎山域，但第一次真正瞻仰到云开雾散的贡嘎主峰，是在一次燕子沟考察时的偶然机遇。 李宗利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。当他们走下观光车，一座巨大的三角形山体呈现在他眼前。他对身边的父亲说，我想去这个山。父亲说，你去呗。李宗利问父亲，你知道我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能意味着有一半的几率回不来了。父亲很坚定地说，你想去就去吧。 “有一半的几率回不来了”——李宗利并不是在夸大其词。上一次中国人攀登贡嘎主峰，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。1957年，中国国家登山队的前身，中华登山总工会的6名队员在攀登贡嘎时，4名队员都没有回来。 6人攀登，2人生还。这是中国唯一一次贡嘎主峰的攀登纪录。在之后的60年中，每隔几年，就有美国、日本、瑞士等众多登山强国对贡嘎主峰发起挑战，但记录中都因雪崩、滑坠、高原反应等问题，有死有伤。然而，中国并无攀登者冲顶过这座野蛮巨峰。 如果说“蜀山之后”幺妹峰，是中国阿式攀登史的一枚明珠，那么海拔7556米的“蜀山之王”贡嘎，就是中国登山史上的一块伤疤。没人敢去触碰，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撕开他，注定会血流如注。 但四姑娘山幺妹峰上也并不是没有悲伤。 2014年11月30日，“小柳”柳志雄和搭档“坑子”胡家平登顶幺妹峰后，在下撤途中遇难。中国登山界一片哗然。微博，微信，BBS上，众多攀登者纷纷追忆他们与这两位遇难者之间的美好回忆。 这已经不是李宗利第一次离死亡近距离接触过，他身边因攀登而离开的人也已经有七八人。但小柳不一样，是他“永远的知己”。小柳走后，李宗利从没有这么深刻地感受到，死亡会带给他这么大的痛苦。 “那个阶段宗利比较低迷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”代颖回忆道，“我从没有见过他那种状态。” 这段时间，李宗利开始反思，他有没有必要继续攀登。他每年都会带一些礼物去湖南看望小柳的父母。 李宗利在回忆小柳的文章中写道，我们身边人的离开可能会带走很多，带走了我们的希望，带走了我们的依靠，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纯粹的攀登精神，一种为了理想我们愿意去追寻的精神。 李宗利决定攀登贡嘎，他坦言，想去贡嘎是因为柳志雄，他要揭开这块“伤疤”。这是中国攀登者第二次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，此时距离第一次已经过去59年了。 05蜀山之王小海第一次感受到李宗利霸道的说话风格时，会暗自憋着笑。后来小海才发现，原来李宗利并不是在吹牛，而是打心底认为自己比别人要厉害。 小海是95后的青海土族人，体能超群，在高海拔天生具有优势。在李宗利找到他之前，他十七岁时就开始高海拔攀登了。只不过相对于李宗利坚持的阿式攀登，小海从事的商业登山服务完全是另一个极端。 青海玉珠峰，新疆慕士塔格峰，这些热门的商业登山线路，每年都有数百人登顶。小海会修好路，铺好路绳，登山客户会沿着路绳一步步挪到顶峰。看到客人们站在雪山上兴奋的样子，小海也感到过欣慰。但他总觉得，这不是登山。 直到那一天，留着寸头、看起来又狠又横的“李宗利老师”找上了他。攀登贡嘎需要一个团队。老搭档迪力夏提是其一，经朋友介绍，李宗利又找到了小海。2015年，小海加入了“自由之巅”。 自由之巅坐落在成都温江区的一栋三层小楼，一整栋都是李宗利的公司。三楼是办公区，二楼是员工住宿的房间，一楼是厨房和大会议室。从一楼走进公司的大门，就能看见会议室里这种5米长2米宽的会议桌。开会时，李宗利会坐在办公桌前的正座，小海坐在首位，其他员工分两排落座。 李宗利习惯于斜靠在第一把交椅的椅背上，半敞着胸膛，一手把玩着脖子上垂下佛珠，一手比划着强调自己的观点。会议的氛围随着李宗利的情绪而波动变化，大家时而爆发出大笑，时而陷入短暂的沉默。 “明天让兄弟们放个假！”“今天带兄弟们吃点好的！” 即使十来位员工中，还有一名女生“贝贝”，但李宗利还是习惯统称他们为“兄弟们”。 2016年10月26日，李宗利和他的“兄弟们”来到了贡嘎山脚下的磨西镇。磨西镇海拔只有1600米，然而磨西镇附近的贡嘎雪山海拔陡然攀升至7556米。
李宗利在攀登贡嘎
两个月前，李宗利放下了公司的几个商业计划，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训练中。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。聚会时，他可以脱掉上衣半裸着上身胡吃海喝，开会时，他可以颐指气使，让员工们噤若寒蝉。但是训练从不会由着自己的性子。 “我和其他那些登山者都不一样，因为我是职业运动员出身啊。”李宗利说。从十三岁时接受的职业摔跤运动员训练，养成的不仅仅是一副暴烈的脾气，还有极其自律的训练态度。 被“计划结婚”后，代颖发现李宗利的自律生活有些变态。每天晚上九点，李宗利定时睡觉。睡觉时，李宗利的手机全部关机，所有人都找不到他。 每天早上，李宗利都精确地定时起床、定时到公司。一旦开启训练状态，他从不乱吃，严格控制酒精摄入量，喝到一定量后，必须停。 10月31日，李宗利、迪力夏提、小海等三人从海拔4400米的前进营地出发，开始向贡嘎主峰发起冲击。计划四天时间攀登，每个人背包负重20多公斤，背包里面装满了6天的补给。 小海说，山上的李宗利完全不一样。他会异常地冷静，冷静到苛刻。主锁锁门拧紧的圈数必须要精确，多了或少了，他都会马上蜕变成一名“暴君”开始打骂。小海有时会觉得不服气，“可我又打不过他，”小海半开玩笑道。
11月1日下午五点，三人攀登到海拔5800米的营地，比预计低了海拔400米。线路的长度比他们预计得要长了几倍。 11月2日，这天是李宗利的生日，他的生日蛋糕就是一包半生不熟的米饭。 11月3日，三人攀登到了海拔6700米，距离顶峰还有800米左右的高差。这天的攀登下来，三个人都消耗了大量的体能。到了晚上，高空风刮得越来越大。帐篷的拉链被大风刮开，李宗利迷迷糊糊地拉上拉链继续睡觉。 但是大风的猛烈程度，远超出他们的想象。11月4日，晚上12点过后，大风把帐篷连同帐篷里的三个人硬生生地挪动了半米。三个人都惊醒了。他们知道此刻营地的位置，李宗利在攀登报告中说：“我很清楚如果再滑动半米，可能我们就会被贡嘎山收为己有，下面一千米的冰川将让我们长眠。我们可能永远回不来了。” 大风把帐篷吹开一个口子，帐篷里的食物、水、炊具、小海的一只高山靴…全部都被吹走。三个人决定下撤。小海的脚上包了三四双袜子。 下撤的路上就是在与大风搏斗。到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，他们终于找到一处冰湖，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，从冰湖里刨出了一些冰烧水。最终在11月6号回到了磨西镇。 李宗利在攀登报告中说，他从来没有离顶峰这么近过，似乎伸手就能触碰到，好像只要一天就能完成攀登，然后回家。 贡嘎归来后，李宗利认真反思了这次攀登的全部细节：训练，装备，饮食，攀登… 他想找到一个“平衡”，但一直寻找不到。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再回到贡嘎。他很沮丧。 一天晚上，一家人在吃晚餐。从来都不支持他登山的母亲，突然和父亲异口同声地对李宗利说，没关系，明年再去的时候，我们去营地帮你助威。 2018年，李宗利决定重返贡嘎。但是这一次，他一定要有备而来。 06重返贡嘎
有人说，小海就是另一个小柳。 李宗利完全否认了这个说法。在他看来，小柳就是小柳，他有自己的思想。小海就是小海，他有自己的故事。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独立个体。 小海一开始也并不这么认为，但说的人多了，他也会不自觉地这么想。他觉得李宗利老师虽然没有主动去想，但潜意识中会把他当成另一个小柳。 在自由之巅新公司没有装修好的那一阵儿，小海就住在李宗利的家里。一住就是几个月，和李宗利的父母、妻子相处得很融洽。即使后来小海搬进了公司宿舍，李宗利的父亲也经常会邀请小海到他家里喝酒。就连李宗利的小女儿也亲切地称他为小海哥哥，小海叫她妹妹。 在李宗利家人看来，小海就是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。“其实辈份关系挺混乱的，”小海苦笑道，“我叫他女儿妹妹，我叫李宗利老师，叫他爱人嫂子，叫他父母为爷爷奶奶。” 小海也成为了李宗利的知己。他是公司里唯一敢跟李宗利顶嘴的人，在旁人看来两个人吵得耳红脖子粗的时候，他们却觉得那就是在聊天而已。 在这次贡嘎攀登三天前，为了充分适应高海拔，两个人在雀儿山西顶海拔6000米的冰壁下扎营了几天。在安静的雪山中，两个人毫无隐藏地真诚交流。“能聊的都聊，”小海说。 雀儿山适应只是训练的其中一环。为了准备这次重返贡嘎攀登，李宗利提前半年就精心制定了训练计划。身为职业运动员，他对自己的训练要求本来就很苛刻，现在练得更狠。 第一阶段是力量。在训练力量的半个月里，负重深蹲、卧推… 过度训练导致的乳酸堆积，肌肉经常酸痛得他第二天都起不来床。 母亲不懂训练，但是她能明显地感受到儿子对自己的“狠”。李宗利每天在外面都吃不饱。她就给儿子包鲜肉饺子。李宗利用手比划着：“这么大个儿，一早上就要吃二十个！纯肉的！“ 第二阶段是耐力。每天要跑一个十公里。有些人号称“每天跑”，但只是说说而已。但李宗利是真的恪守计划。小海回忆道，他有时还会给自己增加训练量。 李宗利必须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他希望通过训练能达到体能和消耗的平衡。他必须像瑞士手表一样，对自己体能的每一个指标都要精确了解。 7月31日，李宗利发了一条让人“看不懂”的朋友圈：体重的消耗在65斤的时候处于有结余的状态，64的时候身体需要供给才能继续。而极限攀登时候需要增重3公斤左右，达到67时可以应对24个小时以上的攀登应该可以胜任。 “这就是专业，”李宗利严肃地说道。
第三阶段是高海拔攀登适应性。在去雀儿山适应之前，李宗利又回了一趟博格达峰。这里是他阿式精神的起源，也是他曾生死一线的地方。当他在2016年攀登贡嘎的时候，竟然发现博格达的攀登路线和贡嘎几乎一模一样，“就像是贡嘎的一个模型”。 最重要的还是策略。策略，在他的攀登报告中一共提到过6次。但在李宗利看来，这次贡嘎的攀登策略，浓缩了他的全部攀登经验，甚至是他个人狂傲的性格。 轻量化。装备必须极致轻量化，要以克为单位精简。他仔细用秤算过每一把主锁的重量。李宗利对比后发现，凯乐石的主锁竟然比攀索还轻了50克。从2016年开始，凯乐石一直在装备和资金上支持李宗利攀登贡嘎，这次为李宗利专门定制了一系列轻量化装备。 快速高效。2500米的爬升高度，只设置2个营地。每天爬升800到1000米。 事实上，轻装、快速，恰恰是阿式攀登最核心的精神。他自信自己能做到，只有他自己的能做到。 在贡嘎攀登之前，李宗利认为自己的体能达到了空前的状态，“我的力量达到身体重量的150%的强度！” 嗯，是时候出发了。
07无畏 2018年10月18日，下午4点45分。 李宗利和小海从海拔6700米的三号营地出发后，已经连续攀登了十余个小时了。在海拔7000米的高度，两个人已经累得精疲力尽。风很大，能见度很低。 走着走着，李宗利已经看不到顶峰，但他“发现面前的坡没有了，地面开始平坦，前面不足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雪沿，没有更高点了。”登顶了。 四周的能见度太低，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贡嘎主峰。李宗利让小海用摄像机环拍了四周。此时，还有两个小时天黑，必须马上下撤。 两个人在暴风中下撤，能见度太低。李宗利回忆道，上次攀登贡嘎时暴风已经很可怕了，但是相较与于眼下遇到的劲风，上次的暴风只能算是正常。“那是贡嘎正常的脾气。” 李宗利雪盲了，他分辨不出方向，眼里只有白色。体力也渐渐不支，心率升高，呼吸急促，双腿发软，每走三步就要休息十分钟。 天已黑，更可怕的是，两个人迷路了。三号营地就在下方100米，但是他们找不到营地的位置。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露营点，他们很快会因体能消耗过度而失温、脱水，最终在狂风暴雪中相继耗死在贡嘎山上。 来不及找到三号营地了。李宗利和小海在海拔6800米的地方，找了一处石缝。两个人躲进了石缝里。
李宗利弄丢了羽绒手套，另一双手套彻底湿透，他把双手塞进凯乐石背包里，暂时避风。李宗利的羽绒服在高强度攀登状态下，已经变形发皱，他没有力气去调整。他的胸腔感受到了挤压。他躺在了冰爪上面，很难受，但不想翻身。他感受到了孤独。 这一晚，他和小海窝在石缝里，祈求生存。 2009年的爱德嘉峰救援后，李宗利第一次认识到了，高手也不过是一堆白骨。2011年幺妹峰登顶后，他体验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。2013年，他在博格峰经历了生死。2014年，他的搭档，最好的朋友小柳离开了。2016年，他曾离贡嘎主峰如此之近，但不得不遗憾下撤。 人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才能深刻地认识到，活着，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 和李宗利的母亲不同，妻子代颖似乎不太会担心李宗利的安全。从前，每当李宗利夸下海口要完成一项壮举，在所有人都认为不太可能的时候，他却一声不响地完成了。类似这种情况，在他身上可以接二连三地发生。 “他想做的事情，他一定能做到。”代颖语气坚定，“我没有质疑过，从来没有。” 贡嘎主峰磅礴的倒影
李宗利在下山的途中，给妻子打了电话。 “我下山了，我登顶了。”李宗利在电话里说。“哦。身体状态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”“鼻子有点冻伤，胳膊有点疼。”“小海怎么样？”“小海还好。”“嗯。你们先忙吧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 李宗利和小海下山以后，一直处于“懵”的状态。这在他以前的攀登中，从来没有发生过。 61年后，李宗利和小海成为了第二批站在贡嘎主峰之巅的中国人，他们给这条线路命名为“无畏”。 登山家马克在阿式攀登经典《极限登山》中写道，年轻人最容易凭着一腔热血，表现出一些毫无基础的勇敢。不过在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山区，有很多线路就是凭这种无知无畏开辟出来的。如果积累足够多的经验，这种无知带来的狂妄终将转化成理性的自信。 我问小海，你希望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小海果断地说，我想成为李宗利。
贡嘎下山后，李宗利和童海军
我问李宗利，你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？李宗利笑笑，摇了摇头，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这次贡嘎下山后，他感到格外地平静。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 李宗利说，为了庆祝登顶，公司第二天放假。今天晚上和兄弟们摆一道“生死局”，大家一起喝个醉生梦死。 下班离开公司后，李宗利骑着电动车回家。“我走了啊！”小电动车路过我的时候，李宗利跟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载着妻子远去。 车速渐快，妻子坐在后座，双手拢住李宗利的腰，又靠近了他的臂膀些。她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，在贡嘎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但对她来说，这并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，这一次，李宗利又活着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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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老师，我的偶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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